寒梅暖香,真情、真我、真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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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 六月, 2008

    悲悯感味《我们仨》


    — 作者 庞二梅 @ 2008年06月24日,10:01 | (170) 点击 | (20) 最新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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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读到短篇叙事小说《我们仨》,杨绛女士写的,一看到题目的名字,就没有办法停下来,直到一口气读完,时间已是深夜两点,虽然眼睛已经离开书本上的文字,心思却久久无法离开他们仨:钱钟书、杨绛老夫妇,他们的女儿钱媛。

          文章以杨绛老人亲历丈夫钟书的病、女儿阿媛的病,接着是两年之内女儿阿媛的死,丈夫钟书的死,剩下她孤零零的一个人的感受出发,追忆已不复存在的曾经温馨多爱的家,亦随风而逝的曾经俏皮幽默的笑语。然而,亲人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怎能说忘就忘呢?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三里河寓所,曾是我的家,因为有我们仨。我们仨失散了,家就没有了。剩下我一个人,又是老人,就好比日暮途穷的羁旅倦客;顾望徘徊,能不感叹“人生如梦”、“如梦幻泡影”?
       但是,尽管这么说,我却觉得我这一生并不空虚;我活得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也可说:我们仨都没有虚度此生,因为是我们仨。
      “我们仨”其实是最平凡不过的。谁家没有夫妻子女呢?至少有夫妻二人,添上子女,就成了我们三个或四个五个不等。只不过各家各个样儿罢了。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
          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于是我跟随杨绛老人沉浸在她那简单素静而婉转的回忆中。回忆中的点滴是何其浪漫慰贴啊!我几乎是随着老人的笔调或喜或悲,或哭或笑。可敬的老人信笔写来的平凡小事,是那么冲淡平和,是那么朴素动人,一如她和钱钟书老先生的为人,没有丝毫夸张造作。全文中,你找不到名人的自豪感,找不到名人的铿锵标榜,也找不到地位功绩的炫耀,有的只是淡淡叙来的生活中的人间真情。他们仨,是简单生活的崇拜者,摒弃外界虚名的博学者,固守学者本分的守望者,天伦亲情至上的纯爱者。如此清淡的人生况味,深深打动、吸引着我。

          我掩卷冥思,头脑中有着跳跃的声音。

        “钟书怪可怜地大声求救:‘娘,娘,阿媛欺我!’
          阿媛理直气壮地喊:‘Mummy 娘!爸爸做坏事!当场拿获!’(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称呼,随口叫。)‘做坏事’就是在她屋里捣乱。
          我走进阿媛的卧房一看究竟。只见她床头枕上垒着高高一叠大辞典,上面放着一只四脚朝天的小板凳,凳脚上端端正正站着一双沾满尘土的皮鞋——显然是阿媛回家后刚脱下的,一只鞋里塞一个笔筒,里面有阿媛的毛笔、画笔、铅笔、圆珠笔凳,另一只鞋里塞一个扫床的笤帚把。沿着枕头是阿媛带回家的大书包。接下是横放着的一本一本大小各式的书,后面拖着我给阿媛的长把‘鞋拔’,大概算是尾巴。阿媛站在床和书桌间的夹道里,把爸爸拦在书桌和钢琴之间。阿媛得意地说:‘当场拿获!’
          钟书把自己缩得不能再小,紧闭着眼睛说:‘我不在这里!’他笑得都站不直了。我隔着他的肚皮,也能看到他肚子里翻滚的笑浪。
          阿媛说:‘有这种alibi吗?’(注:alibi,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

          即使在夜静人深的床头,我也禁不住笑出声来。接着思绪轻快地转到我印象很深刻的钱钟书劝解父亲包办妹妹婚姻之事来。

         “爹爹已将妹妹许配他的学生某某,但妹妹不愿意,常在河边独自徘徊,怕是有轻生之想。
          那人是一位讲师,曾和钟书同事。钟书站在妹妹的立场上,妹妹不愿意,就是不合适。婆婆嘱钟书写信劝阻这门亲事。
          钟书代母亲委婉陈词,说生平只此一女,不愿她嫁外地人,希望爹爹再加考虑。钟书私下又给妹妹写信给她打气,叫她抗拒。不料妹妹不敢自己违抗父亲,就拿出哥哥的信来,代她说话。
          爹爹见信很恼火。他一意要为女儿选个好女婿,看中了这位品学兼优的讲师,认为在他培育下必能成才;女儿嫁个书生,“粗茶淡饭足矣”,…又讥诮说,现在做父母的,要等待子女来教育了!(这是针对钟书煽动妹妹违抗的话。)爹爹和钟书的信,都是文言的绝妙好辞。”

          我老想着这争来斗往的绝妙好辞的信笺,该是何等的文华出采。可惜杨绛老人没有附上原文,所以也就无缘得见。不过,我因此顺势想到了钱老先生文革极端艰苦时期写就的《管锥编》,一本少见的文言形式的巨著,我看《管锥编》的时候,看得很艰难,通篇的文言,对我等浅学之人来说,理解上是很有难度的,实在不解钱老先生如此为何。

          杨绛老人温善地告诉了我。

         “《管锥编》是干校回来后动笔的,在这间办公室内完成初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产物。有人责备作者不用白话而用文言,不用浅易的文言,而用艰深的文言。当时,不同年龄的各式红卫兵,正逞威横行。《管锥编》这类著作,他们容许吗?钟书干脆叫他们看不懂。他不过是争取说话的自由而已,他不用炫耀学问。
         ‘嘤其鸣兮,求其友声。’友声可远在千里之外,可远在数十百年之后。钟书是坐冷板凳的,他的学问也是冷门。他曾和我说:‘有名气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我们希望有几个知已,不求有名有声。”

          可是,我很惭愧,我微弱浅陋的声音并不能成为钱、杨二老的友声,只能屏住声息高山仰止于二老熠熠的光辉。

          “一九七六年,三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去世。这年的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唐山地震,余震不绝,使我们觉得伟人去世,震荡大地,老百姓都在风雨飘摇之中。
          这年的十月六日“四人帮”被捕,报信者只敢写在手纸上,随手就把手纸撕毁。好振奋人心的消息!
          十一月二十日,我译完《堂吉诃德》上下集(共八册),全部定稿。钟书写的《管锥编》初稿亦已完毕。我们轻松愉快地同到女儿家,住了几天,又回到学部的陋室。”

          然而,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我们没个坐处,只好盘膝坐在地下。钟书从被子侧边伸出半只手,动着指头,让我们握握。阿媛坐在床尾抱着他的脚,他还故意把脚动动。我们三人又相聚了。不用说话,都觉得心上舒坦。我握着他的手把脸枕在床沿上。阿媛抱着爸爸的脚,把脸靠在床尾。虽然是在古驿道上,这也是合家团聚。
          ……‘她(阿媛)得的是一种很特殊的结核病,潜伏了几十年又再发,就很厉害,得用重药。她很坚强。真坚强。只是她一直在惦着她的爹妈,说到妈妈就流眼泪。’我觉得我的心上给捅了一下,绽出一个血泡,像一只饱含着热泪的眼睛。
          古驿道上夫妻相失老人的眼睛是干枯的,只会心上流泪。女儿没有了,钟书眼里是灼热的痛和苦,他黯然看着我,我知道他心上也在流泪。
          钟书凄然看着我说:“我知道她是不放心。她记挂着爸爸,放不下妈妈。我看她就是不放心,她直在抱歉。”
          钟书强睁着眼睛招待我。我说:‘你倦了,闭上眼,睡吧。’
          他说:“绛,好好里(即‘好生过’)。”我有没有说“明天见”呢?晨光熹微,背后远处太阳又出来了。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

          我至此无语,眼中有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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